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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行为准则”稳步推进,但“准则”之外长治久安还需互信

原标题:《南海行为准则》正在稳步推进,但《准则》之外的长期稳定需要相互信任 11月12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第23届中国-东盟(10+1)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南…

原标题:《南海行为准则》正在稳步推进,但《准则》之外的长期稳定需要相互信任

11月12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第23届中国-东盟(10+1)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目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中国与东盟国家坚持大局,努力深化合作,积极处理分歧,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以下简称《准则》)磋商。

2018年,李克强提出了三年内达到“规范”的愿景。据Chinanews.com 11月12日报道,李克强表示,作为《宣言》的升级版,《准则》将更加充实、有效、可操作,进一步为南海和平稳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中方以一贯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致力于早日达成“准则”。中方呼吁各方克服疫情干扰,积极创新思路,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加快磋商,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有智慧和能力控制南海局势,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方愿积极考虑在疫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在国内举行面对面磋商,推动《指南》二读。

今年新冠肺炎爆发肺炎,影响了“指引”的咨询工作。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近日在“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上接受《www.thepaper.cn报》采访时指出:“《导则》第二轮审查本应于今年开始,但不幸受疫情影响,原计划的工作组磋商和高端会议未能如期举行。”

此外,随着对《准则》磋商的深入,还会出现更多分歧。“二读和三读能否如期进行,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因为一旦进入第二次复习,就会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接下来将是东盟内部、其他国家之间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能否如最初设想的那样在三年内如期达到“指导方针”,可能存在变数。”吴世存说。

推动“准则”磋商是一种共同的意愿

《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推广和实施。据外交部网站介绍,2002年11月4日在金边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和东盟国家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重要政治文件,体现了各方维护南海稳定、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政治意愿。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愿望。2017年5月18日,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同年8月5日,第50届东盟外长会议发布并一致通过了《准则》框架文件。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1月8日在北京会见东盟10国外交使节。中国和东盟都表示愿意推进“准则”磋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上指出:“海洋的公共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海洋问题,只有依靠合作才有出路。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探索新问题和新挑战的唯一途径。解决海洋问题取决于各国实践共同安全和合作发展的理念。”

9月28日《外交官》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使东盟国家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中国是东盟国家的邻国,而美国善变。文章援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说:“(东盟国家)处于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必须避免夹在中间或被迫做出有偏见的决定。”

据新华社报道,5月24日,王毅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指引》的磋商现已进入文本二读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已就早日达成“准则”达成明确共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心和决心是坚定的,不会受到任何外部世界的干涉。中国将继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尽快重启因疫情暂停的“准则”磋商,积极探索海上合作新方式,切实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在一些细节上仍存在争议,但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正在不断积累共识并取得进展。”傅莹在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上说。

《指导方针》的生效并不意味着南海和平就万事大吉了

近年来,美国等域外国家一直活跃在南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近日发表公开声明,称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西太平洋部署增强型快速反应巡逻舰,执行海上安全任务,对抗中国的活动。

吴世存还告诉本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面上说南海是执法。事实上,这是在打着“执法”的幌子糟蹋南海“美国海岸警卫队频繁向南海派遣船只的麻烦在于中美海警之间没有安全控制机制。它频繁进入南海不利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9月28日也指出,美国频繁谈论“军事化”,实际上是在为加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活动、维护海上霸权找借口。美国军舰和战机常年在南海频繁密集活动,进行各种军事演习和逼近侦察,故意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炫耀实力。美国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动者。

近年来,美国推动南海变暖的各种行动,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发表了《河内声明》,并公开干预了《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2017年5月《准则》框架文件公布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要求《准则》最终文本“具有法律约束力、有意义、有效,并符合国际法”。

2015年国际法专业博士生陈慈航和武汉大学中国边境与海洋研究所教授孔令杰在2018年《东南亚研究》第三期发表的《中美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中指出,美国的政策目标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希望通过支持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利用南海问题疏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制衡中国,从而巩固其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领先优势,减缓中国的崛起速度,增加其崛起成本。二是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则全面适用于南海,将南海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海洋秩序。

东盟国家和中国也有区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名誉教授卡尔·塞耶(Carl Thayer)认为,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困难在于四个方面:南海划界不确定、争端解决机制不同、冲突管理方法不同、准则法律地位难以确定。

吴世存告诉《南华早报》,一旦《守则》制定并签署生效,它肯定会在南海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其作用取决于其约束力以及各方执行和遵守《守则》的意愿。域外国家在南海也有利益,他们对“准则”的认可和支持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守则》的生效并不意味着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一切都会好起来。

“为了实现长期稳定,我们需要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在争端解决之前,需要通过共同发展,积累互信,创造良好的环境。最终,长期稳定还是需要完成南海的最终划界。”吴世存说,“目前,关于《指导方针》的磋商尚未结束,我们不能过于乐观。”

主编:朱学森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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