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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损害事实不应超出犯罪事实

原标题:公益损害事实不应超过犯罪事实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公益损害事实和犯罪事实是否必须相同?从属性上看,公益损害事实只能依附于犯罪事实,即不能超越犯罪事实…

原标题:公益损害事实不应超过犯罪事实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公益损害事实和犯罪事实是否必须相同?从属性上看,公益损害事实只能依附于犯罪事实,即不能超越犯罪事实;根据相对独立的观点,只要公益损害事实与犯罪事实相交,就可以超越犯罪事实。本文认为从属性的角度来看更为合理。

公益损害事实不应超过犯罪事实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公益诉讼的主力军。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实和犯罪事实是否必须相同,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益损害事实只能附于犯罪事实,即不能超越犯罪事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称为从属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益损害事实只要与犯罪事实交叉,就可以超越犯罪事实。我们可以称这种观点为相对独立。本文从属性的角度来看更合理。

从属性的角度可以保证平等。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公益诉讼,兼具公益和私权,其中“公益”是本源和目的,“民事”是表象和表象。因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虽然有所不同,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应该遵循传统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起源,《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规定其目的是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换言之,可以认为民事诉讼法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渊源之一。平等原则是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诉讼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应尽可能体现平等原则。

从从属的角度来看,犯罪事实和公益损害事实是重叠的、有约束力的,生死与共。在相对独立的观点下,犯罪事实与公益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约束关系,在同一审判程序中,有必要对溢出的公益损害事实分别进行举证和质证。此时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角色很容易不自觉地转变为公诉人的角色,容易出现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诉讼地位相对较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相对较弱的情况,不利于双方平等对抗,因此相对独立的观点不利于平等的保障。

从属性上看,可以保证覆底。公益诉讼属于督促诉讼,因此民事公益诉讼必须履行诉前程序,建议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例如,关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程序,许多知名学者和实践者认为,从保护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角度来看,要求公告是不合适的。但2019年9月《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应当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的批复》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履行诉前公告程序”。这一批复既回应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又重申了公益诉讼的全面性。然而,尽管有公告程序,但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的情况并不理想。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年,检察机关公布并督促相关社会组织立案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721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17-2018年白皮书》,2018年全国法院受理社会团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65件,仅占检察机关公告件数的3.8%。因此,为了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也必须充分体现自下而上的性质。如果坚持相对独立的观点,就会扩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进一步加剧公益诉讼部门的“搭便车”效应,不利于社会组织积极性的发挥。从长远来看,社会组织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参与将逐渐受到挤压空,检察机关将被迫从“替代”升级为“启动”。相反,如果坚持从属的观点,可以限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多可能的公益诉讼参与空,从而保证公益诉讼的覆盖面。

从属性的角度可以保证效率。作为相对独立观的核心原因,相对独立观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价值是效率。因此,当刑事事实与公益损害事实发生交叉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能够保证效率,更好地契合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价值。这个观点不全面。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原负责人任万春指出,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部分交叉,但两者在涉及范围、涉及领域、诉讼前提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近亲属”是否一定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需要重新论证。另一方面,相对独立的观点是否更有效也是有争议的。相对独立的观点其实更有效率,更有条件,即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之外的公益损害事实无异议。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公益诉讼部门通常主要依靠刑事案件卷宗提出诉讼请求,不会单独调查。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刑事事实以外的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实,整个诉讼过程就会受到阻碍。这个断言不是异想天开。如果刑事起诉书不作为犯罪处理,当事人就会有很大概率怀疑公益损害超出犯罪事实的事实的客观性和违法性。相反,从属性上看,公益损害的事实都已经被犯罪事实所证明,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证明犯罪事实的标准比民事诉讼优越证据证明公益损害事实的标准更为严格,当事人很难有反驳空,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整个案件的处理效率。总之,相对独立更有效率只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就像坐公交车比骑自行车更有效率一样。但是在公交车经常堵车的情况下,长时间骑自行车效率更高。

从属性上看,可以保证收益。根据相对独立的观点,当犯罪事实与公益损害事实发生交叉时,在整个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时,当事人有更多的认罪和守法事实,更能体现其悔过的态度,获得更多的法律利益。这个观点有些问题。诚然,考虑到法律的整体秩序,当当事人在犯罪事实之外如实坦白公益损害事实,积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时,有助于当事人的改造教育和公益的有效保障。然而,公益诉讼与认罪接受处罚制度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根据现行相关规定,认罪坦白从宽制度只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法律上可以获得从宽处理,而不是坦白自己的全部违法行为。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坦白自己的全部违法行为才能得到从宽处理,这实际上违背了认罪从宽的制度设计,同时也不适当地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损害了其合法利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显然不能不适当地增加当事人的刑罚负担。另一方面,如果坚持相对独立的观点,在当事人回避重点,只说明公益损害事实,而不完全说明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是否需要从轻处罚?处罚过轻,会导致“附带”公益诉讼影响到作为“主体”的刑罚裁量和刑法权威,出现压倒主持人的局面;处罚不宽大,当事人会主动赔偿公益损害的损失,但得不到相应的处罚宽大,这就说明法律是无情的,也会影响当事人的赔偿积极性和公益诉讼工作。此时,公诉职能与公益诉讼职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如果坚持从属的观点,当事人的供述和处罚事实与公益损害事实是一致的,当事人不会幻想过度的供述和处罚。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和公益诉讼的检察官,不会面临上述困境,有助于实现整体诉讼利益的最大化。

从属性来看,有效性是可以保证的。在新一轮检察官绩效考核改革中,办案效果、办案质量和效率是检察官绩效考核的基本指标。办案效果主要看检察官的办案水平,但不仅限于此。办案效果也受到系统设计的影响。比如检察机关诉前建议的“类似案件群发”问题,会影响监督的有效性和公信力,也会影响办案的效果。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刑事违法性与公益违法性的评价冲突可能会影响办案效果。如甲方以“三占”非法猎捕一只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两只死的野生动物,因两只死的野生动物“三占”不符合20条非法猎捕罪的数量要求,本案犯罪为非法猎捕一只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是,鉴于被捕杀的活体野生动物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仍然难以认定,目前涉及野生动物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赔偿请求主要限于死亡野生动物本身的价值,因此本案中的公共利益损害事实是两个“三归”的死亡野生动物。如果从相对独立的角度来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整个案件中提起,会导致刑事违法性评价与公共利益违法性之间的冲突。众所周知,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当事人会质疑为什么一种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在违法性较小的公益诉讼中不被视为违法事实,而在违法性最严重的刑事诉讼中被视为刑事事实。这就违背了犯罪时“以轻为主”的解释原则。如果坚持从属的观点,本案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而应当单独对两个“三归”的死亡野生动物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会导致刑事违法性与公益违法性的评价发生冲突,从而维护刑法相关法规与公益诉讼的统一,从制度层面保证良好的办案效果。

总之,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公益损害事实应当从属于犯罪事实。当公益损害事实超过犯罪事实时,不宜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纳入整个案件。从控制案件与案件的比例来看,不宜采取单独的处理策略,即将犯罪事实之下的公益损害事实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处理,对犯罪事实之外的公益损害事实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正确的做法是在整个案件中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保证公益诉讼的平等性、覆盖面、效率性、效益性和有效性。

(作者:李熙敖,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第八检察室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魏在金,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院高级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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